“原因很简单，我国珊瑚礁研究的起步时间较晚，研究水平要比国外落后20年至50年，我们对珊瑚礁系统的本底调查做得还是太少，国外根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研究成果。”在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黄晖研究员看来，珊瑚礁的本底调查意义重大，它将会加深对我国西沙珊瑚礁的基本生态现状、资源潜力与环境状况的了解，还可以有效彰显我国在西沙的主权。

　　南海海洋研究所副所长王东晓研究员告诉记者，“出海很辛苦，现在还是有很多研究海洋的人不愿意出海，但不去南海、不深入水下就拿不到第一手资料。一个没出过海的海洋科学家，要取得重大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可能，他的人生注定充满遗憾。”

　　2004年以来，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连续数年在南海进行本底调查。“从资金和项目上看，我们已经不输给国外。现在的年轻人很出色，也很努力。”这次科考项目的总负责人、在南海的风浪里出没了几十年的黄晖研究员，对我国的珊瑚礁研究前景很有信心，“要迎头赶上，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时间。”

　　这次科考，本报记者 一路随船同行，体验了海上科考的艰辛与付出。

　　-200.8米，探秘晋卿岛“蓝洞” 

　　晋卿岛所在的礁盘就像一条拥有长长鱼尾的美人鱼，在东北角鱼尾的拐弯处，藏着一个深渊，渔民称之为“龙洞”。“龙洞”实际上是海洋“蓝洞”，是海底突然下沉的巨大深渊，名称源于从海面上对比周边的水域时，这个海底深渊呈现神秘的深蓝色调，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因此，“蓝洞”探秘也成为本次科考队憋足劲一定要完成的任务。

　　要完成任务，最安全的做法是找到常上岛的渔民，让他们带科考队上岛。9月15日，杨剑辉和部分潜水员乘坐渔民驾驶的小艇，找到了“蓝洞”，可惜天公不作美，没有阳光的照射，“蓝洞”几乎成了没有光线的“黑洞”。

　　去“蓝洞”之前，科考队员杨剑辉查阅了大量的“蓝洞”资料。“既然‘蓝洞’周围是多孔质的石灰岩，那么‘蓝洞’里会不会有从不同方向照进来的神秘光束？”“‘蓝洞’里会不会有淡水层？”带着这些问题，杨剑辉潜下了“蓝洞”。

　　在科考队里，杨剑辉被称作小杨，尽管他是1971年出生，已迈入不惑之年。他最大的本领就是“认鱼”，船员钓上来的鱼，都是先上他的实验桌，测量好长度、重量后，才能上大家的餐桌。在船上，鱼处于静止状态，又有专业图集参阅，记下鱼类的品种好象不是什么难事，可在海底潜水、铺设科考用的样带时，鱼群飞速窜动，观察鱼种的时间稍纵即逝。在这样的条件下，科考队中可以迅速辨认出鱼种的唯有杨剑辉一人。“我觉得一点不难，平时在岸上多积累就行，在水下拍好照后，用专门的‘水下速写纸’记录下来。就算遇到很陌生的品种，只要在海下看一眼鱼的长度、条纹、色彩，就可以判断出鱼所属的大类，上岸再细查。”他告诉记者，目前他能记住20多个大类、100多个品种的珊瑚礁鱼，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很早就在水族馆做兼职。黄晖当初抛开文凭因素，力邀这位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加入自己的科研团队，正是她在水族馆发现了杨剑辉有认鱼的特殊才能。

　　“蓝洞”表层有大量悬浮颗粒，深入-20米之后，杨剑辉突然感觉很冷，潜到-30米处以下水温更低。为安全起见，他停止下潜，将水深测试仪缓缓放入海底。结果出来了：-200.8米，“蓝洞”并非渔民所说的“无底洞”，尽管潜水时没能发现“神秘光束”，也没有找到淡水层，但是能深入“蓝洞”并感受其水温的变化，已经让杨剑辉兴奋不已。

　　从“蓝洞”潜水回来后，杨剑辉将采集的数据录入电脑。6平方米的船舱缺桌少椅，他把12厘米高的饮料箱拿来做椅子，30厘米高的工具箱做桌子，这个1米8的大个子就在昏暗的灯光下弯着腰、盘着腿录数据。“很痛苦，三五分钟就要换一个姿势，时间拖得越久我换得越频繁，我得赶快做完。”他说。

　　“潜水是个经验活，只要遇到突发状况时保持沉着，就不会有危险。比如在远海潜水时，在不同方向的水流冲击下，潜水员在水下容易呕吐，经验丰富的人会立刻从口中拿出空气咬嘴，让呕吐物迅速排出。很多新手在水下呕吐时容易惊慌失措，极易发生危险。”杨剑辉说，从小就会潜水的他，近年来潜水的功力却不增反降，“潜水还是个体力活，现在出海后特别容易晕船，每次潜水后得休息很久。我已经过了潜水的黄金年龄，争取在这个行业再干5年。”

　　海上监测小艇的24小时 

　　与一般的海上运输相比，海上科考对船舶驾驶的要求更高，需要驾驶者用经验和技术避开危险。此次航行深入礁区，要求船不能太大，吃水深度在5米以内，科考队只能弃用南海研究所排水量在3000吨左右的“实验”号系列船，而使用了排水量为320吨的“粤霞渔指20026”作为母船。可即便如此，在浅水区进行科考时，科研人员也只能乘坐小艇前往各个样点。

　　海上无风三尺浪，在严重晕船的状态下进行短时间的科考作业忍忍就熬过去了，可中科院南海海洋所副研究员袁翔城需要连续24小时观测水质，吃喝拉撒都在小艇上，这样的科考有多受罪？“白天还可以看到周围的一些船，晚上只有浩瀚星空作伴，那时才最真切地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自然的伟大。”袁翔城感慨。

　　9月11日早上7点，记者和科考队乘坐渔民黄新民驾驶的木制渔船在永乐环礁内进行水质考察。然而，要想安全抵达样点，光靠渔民的经验是不够的，还需要GPS的精确定位。离开大船时，黄新民按照大方向一直驾船全速前进，没费什么周折，可临近样点时，他把船速降了下来，“这里水浅，有暗礁，得绕着开，你们要拿着GPS在船头随时指挥我调转方向”。袁翔城从坐都坐不稳的渔船上起身，手持GPS站在船头，用手势和黄新民进行沟通。

　　“到了。”袁翔城放下手中的GPS，将水深测量仪放下海，确定样点无误后，他又放下了水质分析仪，待仪器稳定，微盐、PH值、溶解氧等数值一一显现。而后，他再将有机玻璃制成的采水器放下，采得表层海水及底层海水带回做研究。“我主要研究24小时内样点处的碳循环变化，其实就是碳酸钙的多少，反映此处珊瑚礁生态恢复的好坏。”

　　渔船离母船数海里后，在茫茫大海上就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点，不仅孤独寂寞，还伴随着危险。“我们的位置已经超过了无线对讲机的有效范围，因此必须要到有手机信号的地方，以便随时和母船的值班人员联系。”袁翔城必须每小时工作20分钟，他为接下来20多个小时的工作做了充足准备，“太阳直射下一定要多喝水，所以我带了一打水，还有饼干、面包以及应急药品，大小便也只能全在小艇上解决了。有时我被晒得难受了，就跳下船游一会儿泳。”

　　当夜幕降临，海面上鸦雀无声，会不会安静得可怕？“上半夜还行，闲时就看星星，密密麻麻的，再加上月光，一点都不可怕，有一种别样的美。”可次日凌晨2点多，一大片黑云向小渔船压来，瞬间大雨倾盆，船晃得很厉害，袁翔城赶紧用救生衣当床垫，用帽子盖住脸，躺下来避风，“人跟大自然相比过于渺小，当时很害怕，希望风雨赶紧过去。”

　　对科考人员来说，长期海上作业带来的除了心理上的考验，还有身体的煎熬。高永利博士刚加入黄晖科研团队时很兴奋，“我家在河北内陆地区，平时哪能见到这么多水？”他总喜欢搬个凳子，坐在船头边看海边吃饭，“海上烧菜很少放葱姜蒜，吃起来没味道，我就自己去厨房拿些蒜瓣吃。”但出海第9天时，缺水、感冒再加上火，高永利发起了高烧，嗓子疼得连水都很难下咽。“我也不知道西沙除了永兴岛之外哪儿有医院，如果作业时间只剩2天，我还能坚持，当得知还有6天时，我说我撑不住了。”他只能找了船上的领队袁涛。

　　袁涛对这片海域比较熟悉，他知道离停锚点不远的琛航岛有一个医务室。琛航岛有一个大澙湖，港口是天然避风良港，如今它和广金岛之间用人工加固的沙坝连在一起。“琛航岛是一个驻防岛，他们肯定不会让大船随意靠岸，不知道能不能批准用小艇把人送过去？”这个担忧很快解除了，和琛航岛的信号台联系后还不到10分钟，信号台就批准了高永利上岛看病的请求。

　　于是，经验丰富的练老师陪同高永利一起乘二副驾驶的小艇前往琛航岛。“岛上的医务室很简单，一间小房，两个药品柜，两张桌子，一个洗手池。”高永利上岛后直奔医务室，一位医生过来，检查后确诊他扁桃体发炎。

　　就这样，在随后的4天里，每天高永利都乘坐小艇前往琛航岛打点滴。前3天医生给高永利用的是头孢，但不见效。袁涛听说后，打算暂时搁置科考作业，先将高永利送往永兴岛接受治疗。但高永利不忍打断原来的科考计划，便和医生商量着先换药再说。改用阿奇霉素后，高永利的炎症明显好转，科考计划继续进行。

　　“科考项目可以协调，保障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袁涛说。

　　11年了，仍觉得南海深不可测 

　　高永利原先是中山大学水产学博士。在珊瑚生物学与珊瑚礁生态学学科组，像高永利这样“半路出家”的科研人员不少，但他们努力摸索属于自己的融入方式。

　　从高考考入厦门大学海洋学系到成为博士后共计11年，为加入黄晖的课题组，党爱翠把自己的研究方向从水质、水化转向珊瑚礁调查，“现在想办法将以前掌握的化学知识融合到珊瑚礁调查中去，说实在的，我依旧没找到契合点。”过去，党爱翠所做的主要是针对连续的采样点、断面以及纵深达到2000米的海域进行水质调查，发现不同水层的变化。现在，科考时间被紧紧压缩，再加上采样条件的限制，很难再像过去一样取得整个面的数据。“以前因为采得很深，做一个点需要2小时，这次只有十几分钟。船上携带的有机玻璃采水器只能下探到-50米，其实很多数据在0米到-50米范围内是没有变化的，一般要到-200米才有变化，那时必须用PVC材料的采水器。”

　　党爱翠是科考队中唯一的女性。“女孩子比较细心。在科考中，细心有时是好事，有时也是坏事，太细心就会特别注意旁枝末节，没有大局观念，可能会影响整个科考进度。”除此之外，党爱翠并不觉得女人出海和男人有什么差别，“我出过4次远海，在印度洋航次中有44天没跟家人联系，不过家人早就习惯了。”至今，党爱翠仍觉得海洋深不可测，“就是想了解它，学了这么多年海洋学，还是只学到一些皮毛，有太多方向想去研究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这次考察中，党爱翠慢慢地喜欢上珊瑚礁调查“可爱”的一面。“跟随实验1号科考船进行调查是连续性的，作业时睡眠时间非常分散，1小时就要工作一次。现在晚上无需下水，至少可以睡个好觉。”

　　每当夜幕降临，调查组的科研人员慢慢进入梦乡，而记录组的人员却不能闲着，他们需要将每天的照片、视频、记录归整汇总。科考队中年纪最小的张诗泽1988年出生，刚上研三，尽管他早已按照黄晖的要求学会了潜水，但科考队怕发生危险，很照顾这个小兄弟，只给他安排了数据录入的工作。

　　不过，张诗泽的海洋研究生涯可能在明年夏天就要宣告结束。“我本科学的是水产，而且我的个性不适合静下心来做科学研究。”他不打算攻读博士，而是准备离开南海海洋所，去政府机关或者事业单位找份工作。

　　渔民也该多看看海底的美丽 

　　这些年，南海海洋所的人才流动性很大。黄晖不怕旧人离开，因为不断会有新人加入进来。海归博士温国彪来到南海所不到3天就参与了此次出海远航。他的综合素质非常出色，是科考队中为数不多的既擅长潜水又精于科研的队员。在遇到突发状况时，他还能及时地提出解决方案，因此被其他队员尊称为“彪哥”。

　　温国彪2007年前往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留学深造，在专业上一直钻研珊瑚礁鱼类，此次加盟黄晖课题组也算是干老本行，可科研条件上的差距还是让他非常头疼。“我们这次出海的小艇太简陋了，有风浪的时候坐在上面就是玩命，那个柴油发动机太寒酸，看起来就像个‘制冰机’，怎么能保障艇上人员的安全？”南海科考队伍里常发生“会潜水的不会科研，会科研的不会潜水”的情况，这无疑增加了科考的人力成本。温国彪认为，要是可以省下请专门潜水员的开销，就可以把钱用于小艇等出海的基本保障上。

　　“潜水很辛苦，也很危险，可学海洋的不去海底下，就无法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数据。潜水跟开车一样，光考个证不行，得有机会经常下海潜水，要不新手一到海下还是会出问题。”除了建议海洋科考队员应该个个熟练掌握潜水技能，温国彪认为渔民也应该多下海底看看，“海洋的美丽大多隐藏在海底，渔民不会潜水，就永远不会对电鱼、炸鱼、乱丢垃圾的行为产生悔意。”

　　在西沙出海科考，每天仅船烧油的费用就超过了一万元，这让领队袁涛在很多时候不得不把节省费用作为决策依据之一。而渔船公司的态度让温国彪觉得不可理解：在澳大利亚，科考队员不仅会潜水还会开小艇，很多渔民主动将渔船免费借给科考队使用，因为海洋科考的目的是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能让渔民长期获益，“我们的渔民却没有这个意识，船公司反而把科考作为赚钱的好机会”。

　　温国彪心里明白，我国在珊瑚礁研究方面距离国际前沿还有很大的差距，换句话说也有很大的科研空间。“关键是知耻而后勇，时时刻刻意识到差距才能奋起追赶，不能得过且过。”他说。

（原载于《文汇报》2013-10-16 10版）